编者按：近期，上海市启动“十五五”规划“百家访谈、万家调研”活动，广泛征集社会各界对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的意见建议。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与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共同开展对战略科学家、决策咨询专家的深度访谈，受访专家作为各自领域的顶尖人才，既有对相关行业的一线观察，更有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考，共同助力上海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工作。
【人物介绍】
金勤献，工学博士，教授，昌平实验室副主任，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理事长。
毕业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。历任清华大学科技开发部主任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主任，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院长，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院长。
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近30年，为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进行了机制设计、体系构建和路径探索，推动了一批科技成果在全国转化落地。
用新型研发机构凝聚最优秀的大脑
记者：今年两会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，作为“新型研发机构”代表，它的“新型”体现在哪里？
金勤献：一是领域很新。合成生物学是一门汇集生物学、基因组学、工程学和信息学等的交叉学科，未来的两个核心问题——人的健康和地球的健康，都和它相关。它也可能是未来产业的核爆点，2028年全球市场预计达到近500亿美元。
二是体制机制新。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是一家民办非营利机构，没有行政级别，独立法人，运营机制很灵活，面向全球开展人才网络搭建、技术合作、概念验证、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，助力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合成生物学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。
记者：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，主要解决什么核心问题？
金勤献：传统创新是线型的，从技术到专利、生产、销售等一步步往下推，但现在的创新，起步阶段就要进行商业定义并确定价值落脚点，直接把创新扩张曲线拉直了。所以宏发证券，当前很多领域，如AI、光子、聚变等，大学这样的传统研究机构跟不住工业界的需求，因为变化太快、跨的学科很多。
美国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，他们有很多专业化的独立研究机构，例如生命科学领域的博德研究所，经费来自伊莱 · 博德夫妇的捐赠，与麻省理工（MIT）和哈佛大学合作，集聚了一批顶尖科学家。华裔分子生物学家张锋在博德研究所从事基因编辑领域研究工作，做出了很多举世瞩目的成果，但他实际的“人事关系”，还在MIT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。这些机构科研人员可以交叉在多方任职，也可以投资创业。这种模式，既有独立性、任务导向性很强，又有强大的科学网络支持。
中国推进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，也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，利用社会、企业的力量，凝聚最优秀的大脑，实现智力资源最高效的整合和共享，着重加强颠覆性创新，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持。
记者：什么样的创新可以称为“颠覆性创新”？
金勤献：我理解，颠覆性创新有三个特点：第一，能带来成本的大幅下降，同时需求会大量增加。第二，能跨越不同行业和地理位置。第三，是平台技术，可以在此基础上构建更多的创新技术。
从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始，每一波经济浪潮的出现都与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应用有关。目前最有可能出颠覆性创新成果的领域，有人工智能、储能和自动驾驶、机器人具身智能、生命科学多组学和个性化医疗等方面。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颠覆性创新，其影响可能远超于过去任何一项技术。
上海最核心的优势是国际化
记者：站在“十四五”收官与“十五五”启航的交汇点，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未来五年的着眼点在哪？
金勤献：中国有三个国际创新中心，北京、上海和大湾区，我理解上海的使命，不是在单点上争个别的世界第一，而是要打造一个具有全球性示范意义的创新之城。
上海最核心的优势是国际化。去年我参加了化工巨头巴斯夫的会议，他们把全球董事会安排在上海召开，因为上海的城市建设、营商环境，都是国际一流的，同时还有国家的免签政策。
其次上海的产业优势也很明显，上海的三大先导产业，集成电路在全国占比超过20%；人工智能发展很快，模速空间能在短时间完成产业集聚，令人振奋；生物医药，集聚了一批本土创新药企，对外授权交易额全国第一。
上海已经有很好的产业、人才底座，国际化程度高、营商环境佳，未来五年的着眼点，主要是进一步找准自己在创新链上的位置，思考在现有底座上构建什么样的创新体系，才能在科技创新的全球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。比如说，生物医药现在非常有优势，那能否利用上海的产业链，做成更加具有开放性的全球生物医药中试平台，吸引更多的跨国药企来合作？
记者：在培育顶尖成果和顶尖企业方面，上海需要做什么？
金勤献：顶尖成果和顶尖企业只是创新的结果。我要强调一下“创新”这个概念的内涵，用熊彼特的话说，“创新”不是一个技术概念，而是一个经济概念。所谓“创新”就是要“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”，即“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”。
创新要建立的是一个体系。判断这个体系成不成功，我觉得有两条标准很重要，一是效率高，原来要干三年的，在上海一年就干完了；第二是成功率高，原来成功率10%，到上海就50%。体系上来了，整个创新的氛围和机制就有了。至于顶尖成果和企业，因为创新的高原有了，自然有创新的高峰。这主要靠市场机制，但方向也需要引导，政府要有领域性的前瞻布局和策划。
普通的支撑和服务角色已经不够了
记者：您在技术转移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，现在政府和高校都成立了科创基金，要投“早”投“小”投“硬科技”，您认为最重要是打通哪个环节？
金勤献：2011年时，清华工研院成立了一个基金，当时投了10个项目，6个在细分领域做到全国第一。技术转移的早期，资金短缺，但好的项目很多。
这10多年来，技术转移进入到了新阶段。现在不缺钱，也不缺懂科技的投资人，缺的是能够构造创新生态的人（builder）。今天的科技投资不再是简单地给钱，而是要判断领域前景，整合资源，建立整个价值逻辑链条。这是技术到产业早期不确定性的系统性探索过程，不再是判断单个投资项目的好坏。
因此，不管是国资投资平台，或是高校院所的混合投资平台，普通的支撑和服务角色已经不够了，需要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技术转移生态。这其中主要有三个核心要素，一是洞察布局，能分析和判断未来5到10年的全球突破性技术；二是围绕这些行业布局如何实现创新赋能；三是搭建好各类人才，尤其是青年人才的发现体系，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环。
记者：说到人才，现在各地都在“抢人”，“十五五”上海在科创人才服务方面要如何谋划？
金勤献：颠覆性创新的核心是代表未来那一批人，他们需要什么，就要想办法去服务和实现。
例如生活服务如何快速接轨，海外人才回国，打车、外卖、网购、移动支付等方面中国和国外的体系差别很大，没有支付宝、微信和国内的APP，怎么办？还有孩子上学、语言环境等，很多具体的问题，都要想到和解决。
再比如工作环境如何营造。最近我们调研了一些海外人才的回国意向，很多都表示愿意去西湖大学，是因为那里学术环境好、纯粹。现在高校院所的科研经费一般都不缺，反而是跟谁合作，朋友圈有没有聊得来的人，变得更重要。
颠覆性创新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人才密度，要让最好的人来了觉得环境开放舒服，感受被激励。拿事业留人，永远是最具吸引力的。
（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宏发证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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